蔡孑民的名字，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，但那时候（约六十年前，正当光绪戊戌），老百姓中间，只知道有“蔡元培”的。他在那时不但是个奇人，简直还算得上是个怪物。他是翰林，却又是一个革命党。假如说是“康党”，就是“保皇党”，虽然在正统派看来也是乱党，到底也还讲得过去，但是他是排满的革命党，这道理便太费解了。一个人点到翰林，已是官了，正可竭力的爬上去，为什么还要这样乱搞，其居心真不可测了。所以关于他的目的，便有种种推测，一种传布得最广的说法，是说他主张“公妻”，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传说。但是这谣言是几时消灭的呢？我也不曾留意，事实上就这样消灭了，因为原来只是谣言，而且事实胜于雄辩，蔡孑民这人别的不说，道学气比较重，他于男女关系是向来不苟的。他在前清所著的书，流传下来的，乃是一册《中国伦理学史》。他受古人的影响第一个是俞理初，这是主张男女平权的，他说寡妇可以再嫁，反对守节，那么那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源的了。
蔡孑民于革命之后，担任教育总长，他一上台就废止读经，停止祭孔，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，自此以后儒教的势力一蹶不振，虽然有好几次反动，也总翻不过来了。他的大主张是“美育代宗教”，但这没有多大成功，因为宗教总是宗教，归根结蒂脱不了迷信，不是美术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所替代得来的。
蔡孑民的主要成就，是在他的大学教育。他实际担任校长，没有几年，做校长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，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。他的主张是“古今中外”一句话，这却是很有效力，也是最得时宜的。因为那时是民国五年（一九一六），袁世凯刚死，洪宪帝制虽已取消，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。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，段祺瑞做内阁总理，虽有好的教育方针，也无法设施。北京大学里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，外国文只有英文，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，这就是“古”和“中”而已，加“今”和“外”这两部分，便成功了。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，加添了新的人和新的科目，于是经史子集之外，有了戏曲和小说，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，洪宪的刘申叔，复辟的辜鸿铭之外，加添了陈独秀、胡适之、刘半农一班人，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、德文和俄文了。古今中外，都是要的，不管好歹让他自由竞争，这似乎也不很妥当，但是在那个环境，非如此说法，“今”与“外”这两种便无法存身，当作策略来说，也是必要的。但在蔡孑民本人，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，还是由衷之言，也还是不知道，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，所以就事论事，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。
但是，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学校里边先表示不满，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讨嫌旧的意思，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。最初是造谣言，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，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，又因提倡白话的缘故，说用《金瓶梅》当教科书，这当然是完全是谣言。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，别的人还隐藏一点，黄季刚最大胆，往往昌言不讳。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，说他们“曲学阿世”，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“世”，如去校长室一趟，自称去“阿世”去。知道这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，有马幼渔、刘半农诸人，鲁迅也是其中之一，往往见诸书简中，成为一个典故。报纸上也有反响，上海研究系的《时事新报》开始攻击，北京安福系《公言报》更是猛攻，后来由林琴南来出头，写公开信给蔡孑民，说学校里提倡非孝，要求斥逐陈、胡等人。蔡答信说，《新青年》并未非孝，即使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，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，无法干涉。两面相持不下，林氏老羞成怒，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干涉之势。在这时期“五四”风潮勃发，政府忙于应付大事，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。
蔡孑民后来又做过大学院院长，没有做出什么事来，他的成绩要算在北京大学为最大了。但是，我重复的说，他的古今中外的主张，只有在那时适用，也最著成效，但即此一节，也就够了。他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异己分子，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到重庆去，是一九四○年在香港九龙去世的。他是我们的前辈，但并不摆架子，也很有风趣，曾作打油见和，末云：“乐事追怀非苦语，容吾一样吃甜茶。”其时已年七十，可见兴致还是很好的。
一九五八年一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