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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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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钱江轮船的蓬舱里,两位乘客在那里谈论章太炎。甲说:“章太炎的学问真好,四书五经无所不通。我们余杭出章太炎,就好比你们金华出宋濂。” 乙说:“章太炎的文章总算好,唐朝韩文公,宋朝苏东坡,民国章太炎,文起八代之衰!”甲说:“人家都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。”他们谈论得十分起劲,我在旁默默地听着想着。章先生评论古今文章,独尊魏晋;谓:“魏晋之文,持论仿佛晚周;气体虽异,要其守已有度,伐人有序,和理在中,孚尹旁达,可以为百世师。”其评论唐宋古文,谓:“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,未能自遂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,汗漫无以应敌,斯持论最短者也。若乃苏轼父子,则俗人之戈戈者。”以尊韩苏者尊太炎先生,岂不等于污辱了他?把太炎先生所最推重的魏晋,要由他所看不起的韩文公来起衰,岂不是根本否定了他的主张?清末,上海有人定《近世文人笔语》为五十家,将章太炎和谭复生,黄公度并称。章先生与郑实书云:“谭黄二子志行,顾亦有可观者;然学术既疏,其文辞又少检核,仆虽朴陋,未敢与二子比肩也!近世文士王壬秋,可谓游于其藩,犹多掩袭声华,未能独往;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;仆亦不欲与二贤并列,谓宜刊削鄙文,无令猥厕!”某甲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,那真要把他气死了!章先生的文章,见之于《国故论衡》《检论》者,文章宏雅,自视甚高,谓:“忽略名实,则不足以说典礼,浮辞未剪,则不足以穷远致。言能经国,绌于边豆有司之守;德音孔胶,不达形能知虑之表,故篇章无计簿之用,文辨非穷理之器;彼二短者,仆自以为绝焉,所以块居独处,不欲寄群彦之数者也!” 

    民国三年,太炎先生被禁于北平龙泉寺,其五月二十三日家书,满纸牢愁,不堪卒读。中有句云:“吾死以后,中夏文化亦亡矣!”那是多么自负的话头!《国故论衡》上卷论小学,阐发音理,以音理诠解转注假借之义:先生于音韵之学,独辟蹊径,弟子中钱玄同,黄季刚皆以音韵学名家;案头上的音韵学,可说是登峰造极了!太炎先生以党案入狱,初究佛典,治因明学,以分析名相始,以排遣名相终,乃以佛理来解释庄子,作《齐物论释》,以佛理论性,作《辨性》上中下;独到之境,非宋明理学家所能梦见,宋濂辈碌碌不足道,何足以望其项背呢! 

    民国十二年,太炎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,他说:“凡称之为诗,都要有韵,有韵方能传达情感;现在白话诗不用韵,即使也有美感,只应归入散文,不必算诗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,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,何必称做和尚呢?”他又举史思明的樱桃诗为例。沈信卿咧开大嘴,哈哈大笑;那正是白话诗流行的季候,太炎先生嘲笑了白话诗,沈信卿大为得意。其实太炎先生对于诗歌见解,素来如此;他嘲笑江西诗派,也同是这个说法,沈信卿还不必那么得意的。《国故论衡》文学论略云:“文学者,以有文字著于竹帛,故谓之文;论其法式,谓之文学;凡文理,文字,文辞皆称文。…… 是故榷论文学,以文字为准,不以文章为准。”这广泛的文学定义,和亚诺德(Mathew Arnold)的主张,几乎完全相同,而和阮元正走了相反的路;我们可以想见骄文家和史学家之间有多么长的距离。——太炎先生的学问,有如一根大树,枝枝节节是无从了解他的;还是说他四书五经无所不通,让他莞尔微笑罢! 

   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,叫做章疯子,清光绪末年,梁启超,麦孟华,奉康为教主,在上海宣传《公羊义法》,说是“不出十年,必有符命!”太炎先生嗤之以鼻,曰:“康有为什么东西!配做少正卯,吕惠卿吗!狂言呓语,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!”康氏徒党,恨之刺骨!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,由钱恂介入幕府。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,一日,询章先生:“听说康祖诒(有为)欲作皇帝,真的吗?”太炎先生说:“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,没听说想做皇帝;其实人有帝王思想,也是常事;只是想做教主,未免想入非非!”梁鼎芬为之大骇!民国二年,袁世凯诛戮党人,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絷于钱粮胡同。先生每与人书,必署“待死人章某。” 

    前年,黎元洪死,先生挽之以联,下署“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,”联云:“继大明太祖而兴,玉步未更,倭寇岂能干正统。与五色国旗同尽,鼎湖一去,谯周从此是元勋!”章疯子这外号,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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