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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的弟弟三天也送不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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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的两个弟弟连续三天买不到火车票,差点就要在车站“扎营”

1949年10月1日,新中国成立了,全国人民喜气洋洋。毛泽东老家湖南韶山的乡亲们更是欢呼雀跃。他的堂弟毛泽连、表弟李云风趁着秋收后的农闲,特地拎了两包韶山的干笋,前来中南海探亲。

当他们到达中南海后,阎长林和警卫班首先接待他们。当阎长林领着他们来见毛泽东时,毛泽东特别高兴,说:“多年不见了,我也很想念你们!”

当晚,他们坐在一起说着老家的情况。毛泽东对毛泽连说:“我们家过去很穷。我们的曾祖父毛四端是一个穷苦农民,勤俭持家,后来手里有了45亩田。他有两个儿子、四个孙子。我爷爷毛翼臣,你爷爷毛德臣,兄弟俩分家时,翼臣公分15亩,德臣公分了30亩。但你爷爷有三个儿子,我爷爷只有一个儿子,到我父亲这一辈,我家有15亩,你家只有10亩田,所以你们家的境况比我们差一些。”

毛泽东兴致盎然,到深夜还没有休息的意思。李银桥催了好几次说:“该去休息了。”

毛泽东说:“我们这是披着蒲席说家门,你就莫催了!”

谈话快结束时,毛泽东说:“你们来了,就在北京住几天,再早点回湖南去。”

哪有亲戚一见面,就叫人家早点回去的道理?开国大典后,湖南老家许多乡亲一拨拨到北京来,要毛泽东安排工作,要当干部,结果都被他一一劝回去。

接着,毛泽东对两位兄弟解释说:“过去的皇帝一上台,亲戚朋友跟着沾光,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。我们是革命者,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,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,为人民服务,为大多数人谋福利。所以你们住住就回去,免得人家说闲话。”

毛泽连立即说:“哥,天下穷人是一家。你们的主义,我们很看好!老蒋搞腐败,垮台了。你们为穷人,为人民服务,得人心!”

“韶山冲有人有意见,说你‘当了兵不认亲,吃了粮不认娘’。”李云风说,“我们不这样看。要是你打了天下,亲戚跟着当官,搞皇帝那一套,走到哪儿,都被老百姓指着骂,我们也不舒服!”

毛泽东笑了:“这就对了。我当主席了,是革命的需要,要替人民办事。”

一切道理,哥俩都懂了。两人在中南海住了几天,就准备回湖南老家去。临行前,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两人各做了一套新衣服。由于实行供给制,毛泽东吃用没有什么私物,李银桥就叫韩桂馨去管理科领了10斤块糖,让他们带回去招待乡亲们。

毛泽东见着这一大包东西,问道:“这是什么?”

韩桂馨说:“是块糖。”

毛泽东责问:“拿这么多干什么?”

“让他们路上吃,回家招待乡亲,好歹也到主席这里一趟了。”

这下毛泽东生气了,很不高兴地说:“两个人在路上哪吃得了这么多?有两斤足够他们路上吃和招待人了,多余的送回管理科去!”

韩桂馨哑口无言。

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说:“我们国家还很穷,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,就大手大脚。别人的家属来了怎么办?人人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。”

结果,韩桂馨只好留下两斤,其余的送了回去。毛泽连和李云风一人一斤。

在他们离开中南海时,阎长林派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坐火车,并负责为他们买回湖南的火车票,此时,前门东火车站只售当天的火车票。金武森带着哥俩儿,坐着公交车来到火车站,谁知买票的人太多了,队伍排成了长蛇阵。金武森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,结果快排到售票口时,票售完了。无奈,他只好把两兄弟带回了中南海。

第二天早晨,天刚麻麻亮,阎长林亲自送他们去火车站。谁知还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,站了老半天的队,还没看到售票口,车票又售完了。结果,他只好把兄弟俩再次带回中南海。

毛泽连和李云凤见警卫班连送两次都没走成,便商量了一下,决定到火车站住下来去买票。于是,毛泽连对阎长林说:“阎排长,你们就别管了,我们自己走。”

“我们都买不到票,你们自己咋走?”阎长林奇怪地说。

“我们住到火车站去。”毛泽连说。

“到火车站去住?”阎长林更惊讶了。

“北京这么大,大白天排队,肯定买不上票,我们住到那里去,连夜排队。不行,就多排几天,我就不信买不E回去的车票!”毛泽连说。

“我们警卫班负责送你们上火车,任务没完成,咋能让你们去住车站?”阎长林拒绝了。

“没想到来时容易,去时难。”毛泽连坚持说,“阎排长,你莫争了。硬事只能用硬法子来解决。不住到车站扎营,还真难走成!”

“天这么冷,住车站会冻坏的!”阎长林说。

可这哥俩儿不答应,非要去火车站“扎营”。战士们围过来,七嘴八舌,好不容易把他们劝住,在中南海再住一晚,并且答应万一不行了,就让他们去“扎营”。

当晚,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,专为此事谈话,最后交代说:“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,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。”

次日天不亮,武象廷就起了床,把兄弟俩叫上,简单吃了点东西后,三人一起顶着凛冽的寒风,坐上了由西直门开往天桥的有轨电车。没过多久,他们在前门站下车,来到了东火车站。武象廷先把兄弟俩安排在候车室,然后说:“你们等着,我去排队买票。”

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,但售票口前还是挤满了旅客。武象廷耐着性子排队,随着队伍挪动步子。从天不亮,到东方发白,又到太阳出来,排队的人们慢慢地往前挪动。就这样一直站了三四个小时,武象廷好不容易快要到售票口了。眼看前面只有两三个人,他心里一阵子高兴:这回准能买上票!谁知当他再挪脚步时,只听见“啪”地一声,售票口关了。

武象廷傻眼了,眼睁睁望着关掉的售票口,又气又急!他一横心,走到售票口,“咚咚咚”,敲开了售票口的门,央求售票员说:“能不能售我两张票,只两张!有万分紧急的事情!”

可售票员把脸一板,不高兴地说:“没有就是没有了,再说这么多话也不顶用。”

“唉!送人咋就这么难啊!”武象延长叹一声。他无精打采地回到候车室,把没买到车票的情况告诉哥儿俩,对他们说:“回中南海去吧,无非就是多住上几天!”

毛泽连说:“已经连续三天买不到票,老来回跑,影响多不好,再说回到中南海,还以为我们兄弟不愿意走!”

李云凤也说:“老麻烦你们警卫班的同志也不好。我们就住在这儿,连夜排队!”

武象廷急中生智:“你们再等一会儿,我到售票口再问问,想个别的办法。”

他再次敲开售票口,问道:“你们车站领导在什么地方?我要见一下你们领导。”

售票员说:“你往东走,走到头有一个小夹道往北去,那里就是车站主任办公室。”

武象廷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车站办公室,一进门就问:“哪位是车站负责人?”

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位老同志接话问道:“同志,你有什么事?”

武象廷为难地说:“有件事本来不想来麻烦你们,可实在没办法,不得不来请你们帮助。”

老同志爽快地说:“我就是车站办公室主任,有什么要紧事,你就跟我说吧!”

“这事很难开口。按道理我不该来找你,可不找又没办法解决。”于是,武象廷便把毛泽东两位弟弟回湖南老家、走了三次都没买到票的情况,从头到尾说了一遍,最后说,“实在是没办法了,不好让他们在车站扎营,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。”

这位主任听了后,满口答应,还责怪他说:“你咋不早说!”又问,“人在哪里呢?”

“在候车室里等着呢,已经等了五六个小时了。”

“你快去把他们请来,不要叫他们在候车室里等了。”

武象廷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车站办公室,又把买票的钱给了车站主任,说了一些感激的话。这样,毛泽东的两个弟弟终于被送走了。

因为毛泽东绝不允许亲戚享受任何特殊待遇,如果工作人员“走后门”,肯定要挨批,回到中南海后,武象廷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。

但是,纸包不住火。这件事情还是从火车站那边传出去了。一位当初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将领听说此事,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:“毛主席的亲戚来北京,回老家竟然排了三次队都买不到车票,连送三次都没走成,这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。”

“事实就是如此!哥俩儿差点到火车站扎营!”有人说,“我亲眼所见。”

这位起义将领感叹道:“当年蒋介石的孔二小姐在撤离重庆时连狗都带上了,同样是一票难求,国共两党的领袖却是天壤之别。”

毛泽东的警卫员在苏联瞪大了眼睛,可一点有用的保卫工作经验都没有学到

1949年12月,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。

这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,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外国。他要从东北经西伯利亚前去莫斯科,沿途许多地方刚解放不久,还有不少土匪、敌特,因此警卫工作十分重要。

为此,李克农、汪东兴、罗瑞卿、刘辉山等人开会,详细研究沿途和出访的安保问题。

此时,公安第1师已调去沈阳等地,第2师己划出一部分改编其他公安警卫师,余下部分与北京纠察总队合并,改编为公安第2师,中南海警卫营及华北公安部的一个警卫大队合编组成中南海警卫团,团长何有兴,政委温良升。刘辉山是第2师师长。李克农等人经过考虑,决定还是调派公安第1、第2师前去负责护路。

毛泽东的专列是当初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一个高级专列。司机仍是蒋介石当年的司机。在缴获专列时,他被迫跟着起义,因此刘辉山很不放心。在会上,他忍不住说:“万一司机的心还在老蒋那边,耍点什么花招,主席就太危险了。张廷桢会开火车,是不是让他先熟悉一下,专列让他来开?”

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问道:“他什么时候学的开火车?”

“30年代在同蒲铁路搞工人运动时学的,据说技术还不错。”刘辉山说。

李克农想了想,说:“张廷桢是毛主席的老警卫了,政治上可靠,这没说的,但他在30年代学过开火车,过去十几年了,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?”

众人决定不下来,最后只好请示毛泽东本人。毛泽东闻言,说:“我们要相信专列的老司机是革命的,要求进步的!”

汪东兴与李克农、罗瑞卿、刘辉山商量后决定,由第2师政委张廷桢上专列司机室,专门负责监视司机,一直护送至满洲里为止。

这次出访苏联,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伯达、叶子龙、汪东兴、师哲、李家骥等人随同前往。

12月6日晚6点多钟,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任弼时等人都来到了丰泽园为毛泽东送行。叶子龙看了一下表,提醒毛泽东说:“准备出发了。”

毛泽东穿好了出国的衣服,披上斗篷,戴上火车头帽,打趣地说:“这身打扮怎么样?”

朱德打量了一下,开玩笑说:“挺威风,像个外宾!”

毛泽东边走边说:“生意看招牌,看人看穿戴。不知道苏联人见我这样会如何想呀!”

在笑声中,大家由丰泽园出发,直奔北京西直门火车站。

专列早在火车站等候,由前卫车、主车、后卫车组成。公安部长罗瑞卿、铁道部长滕代远以及警卫人员早早上了专列。毛泽东与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等人告别后,立即上车。他与叶子龙、汪东兴在一个车厢,其他随员在另一车厢。

很快,火车就开动了,向着东北方向奔驰而去。

离开市区后,灯火渐渐没了,窗外一片漆黑。李家骥走过来对毛泽东说:“主席休息一会吧,外边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

“我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。”毛泽东说。然后,他与身边的人闲谈起来。

列车快到天津时,前卫车突然出现情况。罗瑞卿急忙下去。车停了十分钟左右,继续北上了。到山海关时,罗瑞卿才赶上来说:“在天津火车站旁发现一颗1日手榴弹。”

这时,公安第2师己全体出动,在铁道两侧沿途布设了岗。从北京至满洲里,另外还动用了三个军把守桥梁、涵洞。战士们手持武器进行警卫。毛泽东提出异议说:“不必搞得这样兴师动众。”但是,李克农、罗瑞卿、汪东兴他们不放心,还是调兵了。现在听说发现了手榴弹,李家骥心想:俗话说,饱带干粮晴带伞,还是有备无患为好!

不过随后倒是很顺利,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经过几天几夜的奔驰,专列终于来到我国与苏联交界的边境城市满洲里。

出于对中国和毛泽东的尊重,苏联派一位副外长率领斯大林卫队专程来满洲里迎接。在这里,毛泽东等人和专列的保卫改为由苏联方面负责。斯大林的卫队长叫别里别契,接管并负责毛泽东的安保工作。于是,罗瑞卿、滕代远、张廷桢和毛泽东警卫班都下了车。

毛泽东等人转坐苏联专列,继续向莫斯科行进。

火车日夜奔跑,坐久了十分难受。一天,专列到达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。随行的翻译师哲对苏联比较熟悉,对毛泽东说:“这是一个大城市,停的时间比较长。主席是不是下去散散步?”

汪东兴和叶子龙也鼓动说:“主席下去活动一下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!”

但是李家骥反对说:“外面这么冷,这里又不是北京!”

结果,毛泽东还是下了车,在站台上从车头向车尾走去,边走边活动全身。车站尽是踏实的积雪,走起来咔咔作Ⅱ向。毛泽东问道:“这里的气温有多少度?”

师哲拿不准,便问身边的卫队长别里别契。他回答说:“大概有零下40多度。”

毛泽东有些吃惊:“比东北的冰窖还冷啊!”

有人接话说:“比我国东北低10度。”

李家骥怕毛泽东冷,急忙帮他提了提大衣的领子。走着走着,毛泽东似有一些异样的感觉,低声说道:“回去吧。”

李家骥发现他有点不舒服,便对叶子龙小声说:“不好,犯病了。”忙扶着毛泽东返回专列,请他坐在沙发上。过一会儿,李家骥见毛泽东脸色不好看,前额开始出小汗珠了,于是劝道:“主席,上床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不用,我一会儿就好。”毛泽东说。

李家骥赶紧倒来一杯热水,给他吃了一片药。过了一会儿,毛泽东才恢复正常,李家骥扶他到床上躺下。

毛泽东突然发病,使得列车上的斯大林卫队尤其是别里别契大为震惊。他与叶子龙、汪东兴坐在客厅里议论说:“毛泽东同志怎么进入苏联国境就病了呢?”

叶子龙笑着说:“主席好多天都没休息好,可能是太疲劳了。”

汪东兴说:“你们这里天气太冷,主席不适应。”

毛泽东病了,大家都着急。李家骥对当初建议毛泽东下车的汪东兴、叶子龙说:“这件事应该总结经验教训。据我所知,主席到香山后就得了头晕病,己犯了四次。过于疲劳、长时间吃不好、休息不好,就容易犯这种病。这次出访,主席根本没休息好,反而遭了不少罪。你们想想吧,在我们专列上只有零上几度,苏联的专列高达28度。车内车外,温差70多度。这种的环境下,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何况一位老人呢。”

虽然叶子龙、汪东兴是领导,听了这话都不吭声了。师哲也跟着说:“小李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,以后一定要注意。”

李家骥来劲了,继续说:“当初我就不同意主席下去,你们都劝他下去,结果出事了吧。”

也许是他说话的声音太大,惊动了毛泽东。他从床上坐起来,用略带风趣的口吻问道:“你们讨论什么问题,这么热闹?”李家骥把情况简单地说了几句。毛泽东笑笑说:“我这不很好吗?你们放心,马克思不会让我去的。”

最后,汪东兴对大家说:“还是小李说的对!主席太疲劳了,我们考虑问题不周到,要吸取这个教训。我首先要检讨自己。”

“噢,这不怪你们。”毛泽东说,“同志们不了解情况,主要怪我不该下去。”

12月16日,经过整整10天的漫长旅程,毛泽东一行人终于到达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。

进入苏联后,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完全由别里别契率领的斯大林卫队担负,有什么事情,由汪东兴和他协商。警卫员李家骥只负责毛泽东的内勤。

这次毛泽东访苏,除了为斯大林七十寿辰祝寿、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>外,还有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到苏联多学习一些好经验、好做法。因此,汪东兴等人特别注意观察别里别契等人的保卫经验。谁知他们瞪大眼睛,也没学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

一天晚上,苏方安排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前去观看文艺节目。。大家从驻地坐车去。汪东兴、叶子龙、李家骥随同毛泽东走在前边;陈伯达和李富春等人在后边。

结果,节目开演后,陈伯达等人迟迟没到。等了好长的时间,陈伯达急匆匆地赶来,小声对汪东兴说:“下车后,我们的车被一个大车撞上了。”

“严重吗?”

“怎么不严重呢!”陈伯达说,“小车前面碰了个大窟窿,还差点出了人命案子。”

“这事太不该了!”汪东兴说,“苏方怎么搞的?”

回到驻地后,汪东兴立即从人员安全的角度向别里别契提出了意见。别里别契也觉得很没面子,红着脸说:“我们马上派人调查。”不久,他就回来说,“已经查明了,大车司机因喝酒肇事,警卫车躲闪不及,给撞上了。”

他走后,汪东兴开玩笑说:“老大哥的技术还不如我们的老周呢!”

1950年2月17日,毛泽东等人在苏联前后待了两个多月,要启程回国了。这一日,毛泽东比往常起得早,用过早餐后,边喝茶边对叶子龙说:“抓紧时间把给工作人员的礼品准备好。”

此时,周恩来因为谈判事项也赶来了苏联,来时顺便为毛泽东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准备了一份礼品——丝绸、刺绣以及几样小东西。

叶子龙说:“礼品准备好了,放在正门前厅。”

毛泽东对汪东兴说:“你去告诉别队长,把别墅所有工作人员都喊过来,排成一队。”

别里别契一招呼,大家听说毛泽东要送礼品,非常高兴地赶过来了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出来后,和苏方工作人员一一握手,赠送了礼品。最后,毛、周各拿一份礼品送给为他们直接服务的女服务员玛露霞、瓦利娅、克信妮。大家热烈地鼓掌。

毛泽东没有忘记与卫队长别里别契告别,握着他的手说:“感谢你为我们服务。”

别里别契“啪”地立正,回答说:“毛泽东同志,我还要护送你到边界。”

“好啊!那就再辛苦你们了!”毛泽东笑着说。

10点40分钟,毛泽东等人登上回国的专车,告别了莫斯科。

毛泽东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,只说了一句话:“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啊!”

1950年6月25日,美国纠集所谓的“联合国军”武装干涉中国的邻国——朝鲜半岛,引爆了朝鲜战争,并直接危及新中国的国家安全。10月9日,侵朝美军进入朝鲜北部,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乡,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。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秘密来访,向毛泽东求援。

这时,新中国百废待兴,一旦投入战争,与美国人直接较量,牺牲巨大,耗费财力物力不说,胜负还很难预料。出不出兵朝鲜呢?毛泽东难以决策,在办公室苦苦思索。

11月16日是李家骥值班。接班时,李银桥交代说:“主席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。”

李家骥发现毛泽东…会儿坐在沙发上,一会儿来回踱步,有时轻轻吸一口烟,有时深深地猛吸着不放。室内烟雾弥漫,整个房间都是烟味儿。到吃饭时间了,李家骥第一次去请示,他说“好”,没有动;第二次去请示,他未吭声,只是点点头,还没要吃饭的意思;第三次,李家骥便不去再问了,只是站在过厅里,准备“相机而动”。

过了一阵子,他见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,动了一下嘴,好像想吃东西的样子,心里一阵高兴,马上走进屋等他吩咐。哪知,他看都没看李家骥一眼,径直到办公桌前,拿起铅笔飞快地写起来。李家骥只好又退出去。

没过久,秘书田家英来了。毛泽东拿着刚刚起草的一份电文对他说:“马上发出,等候回电。”

李家骥见缝插针地说:“主席,是不是利用这个间隙吃饭?”

“好,吃饭。”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。

李家骥高兴极了,很快把早就准备好的饭菜端了上来。

毛泽东可能是太饿了,李家骥刚端过来,就伸手拿筷子吃。李家骥边给他夹菜,一边劝他:“慢慢点吃。”

这时,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,说:“怎么还是你值班?”

李家骥笑了,回答说:“主席,我这是又上一班了;你两天两宿未睡觉啦!”

毛泽东急匆匆地吃完饭,一抹嘴巴说:“没办法,还有事没办完。”又来到办公桌旁,边整理文件边问李家骥,“几点钟了。”

“快8点了。”

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:“又是新的一天了。”

李家骥飞快地收拾完碗筷。这时,叶子龙拿着一打文件走来说:“聂代总长要来,你安排一下。”

李家骥埋怨说:“主席两天两宿没睡觉,怎么还安排事?”

“你懂个啥,不安排行吗?”叶子龙说。

没多长时间,聂荣臻和另一位同志匆匆来到毛泽东办公室,进屋便指着地图对毛泽东说:“我们的部队已进入指定阵地。”

毛泽东马上问:“敌人部署怎么样,要让他们按我们设计的方案行动!”

李家骥见他们讨论作战情况,不便多听,放下沏好的茶就退了出来。

一小时后,他还在院内待命。江青从北房走过来问:“主席还在办公吗?”

“正接见聂代总长研究朝鲜作战问题。”李家骥说。

她有点着急地说:“你们怎么不劝他休息呢?”

李家骥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,然后以挑衅的口吻对江青说:“江青同志,我们说话不好使,还是你说说吧?”

江青看了他一眼,交代说:“你叫子龙和王医生来。”随后,江青和叶子龙、王鹤滨一起研究了毛泽东最近的生活状况,说,“这样下去,怕真是要累坏人了。”

聂荣臻走后,几人立即轮番前去做毛泽东的工作。李家骥收拾烟缸和换茶时,听见毛泽东生气地说:“我还有事,你们去吧。我也不想这样做,有什么办法呢?是他们逼得我这样,要劝你们就劝他们吧!”

江青见没法再说下去,只好退一步说:“我们不是不让你做工作,是怕你累着,那就处理完手头的事再休息吧。”

“你们走吧,我会安排好的。”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。

几人退回值班室,王鹤滨有点不解地问:“主席今天生谁的气?”

李家骥说:“没生谁的气!主要是太忙太着急。”

“不对,他怎么说谁逼他,让我们有本事去劝他们?”王鹤滨不解地问。

李家骥解释说:“那是让你劝美帝国主义别侵略我们,这样主席就不用考虑打仗的事了。”

“哎呀!我好糊涂!”王鹤滨拍了拍脑袋。

这一日上午,机要秘书来过好多次,来回传送电文。大约10点多钟,毛泽东处理完必办之事,终于对李家骥说:“好,我睡觉吧。”

毛泽东迈步走到院子里,想活动一下再去睡,见王鹤滨还在院内,便风趣地说:“王医生,你还陪我哩!你放心,有你王医生安排,我一定能睡个好觉。”

“主席你太累了!”王鹤滨说。

“好,睡觉去!”

10月19日,中国人民组织的志愿军由彭德怀司令员率领赴朝参战。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随军出征。然而,战争打响才区区一个月,11月25日上午,美国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,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。在作战室工作的参谋毛岸英被炸弹炸中,当场壮烈牺牲。

当晚,毛泽东卫士班正好轮到李家骥值班。天色昏暗,李家骥在院子里忽见叶子龙走过来,像是想去毛泽东办公室,又想去江青办公室,又似乎想到值班室来,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。于是,他主动问道:“参谋长有事吗?”

叶子龙考虑了一下,说:“有急事,想报告主席又不想报告他。”

李家骥见他左右为难,便“主动献计”说:“参谋长,是什么事啊,我帮你参谋参谋。”

叶子龙停顿了一下,慢慢地说:“岸英牺牲了。”

李家骥脱口而出:“你们不能报告主席,对他打击太大了!”

叶子龙正有这个想法,听李家骥这么说,便下了决心:“这件事先不报告主席。我请示一下总理,和江青商量一下怎么办。你不要和别人说!”

李家骥和毛岸英十分熟悉,此刻忽闻噩耗,走路都走不动了,他迈着沉重的步子,踉踉跄跄地往值班室去,内心痛苦极了,想哭又不敢哭。李银桥正好在值班室内,李家骥一见到他,终于控制不住了,哭着说:“银桥,叶参谋长说岸英牺牲了!”

李银桥惊叫一声,当场就懵了,过了好久,他才缓过神来,六神无主地说:“咋办啊?”

李家骥忍住悲伤,说了叶子龙的交代。李银桥也表示说:“先不告诉为好。”

可是,这样的事情哪里能长期蒙下去呢?

隔了不到两个月,一天晚上,在叶子龙的有意安排下,毛泽东去了万寿路的新六所一号楼休息。新六所是中央机关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,五大书记每家住一栋,工作人员住一栋。李银桥、李家骥等人跟着从中南海去新六所了。

几天后的一个上午,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烟。叶子龙和江青商量好了,准备专门向毛泽东汇报岸英牺牲之事。李银桥事先己被安排在屋内,李家骥也站在门口。于是,江青和叶子龙走进来了。坐下后,江青先开口说:“不要太悲痛。”

“哦?”毛泽东警觉地看着她,有些疑惑。

叶子龙说:“岸英在朝鲜牺牲了。”

毛泽东先是一怔,然后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吭。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,也不好说些什么劝慰的话,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。

毛泽东轻轻欠身,似乎支撑不起来,目光慢慢移向茶几上的香烟,想去拿烟,然后颤抖的双手几次都抽不出那支烟。在旁边“观察”的李银桥急忙上前,帮着他取出烟卷儿,并点着了火。

毛泽东慢慢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,然后叹了口气,说:“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啊!”就没有说话了。

叶子龙和江青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报告汇报毛岸英牺牲的前后经过。毛泽东听完后,又点燃一支烟,还是很久没有说话,直到过了好久,才交代了一句:“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思齐。”

刘思齐是毛岸英的新婚不久的妻子。

随后,毛泽东轻轻地挥了挥手,大家都退了出来,只有他一人在屋里,陷入无限悲哀之中。

11月25日,党中央的警卫部队进行了改编。中央军委电令,以公安第2师师部和第4团为基础,改编为公安警卫师,下辖三个团,原中南海警卫团和华东军区调来的一个营一起编为第1团,原第4团为第2团,由西北、西南、中南军区各调一个营,编组为第3团。这样,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安全由公安警卫师负责了。

为了化解江青和李银桥之间的矛盾,毛泽东颇费苦心,做好了妥善的安排

1952年春,李银桥等人跟随毛泽东、江青回到了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。

这天晚上,江青和大家闲来无事,一起打扑克玩。在玩扑克牌时,江青一般和副卫士长李银桥打一边,当对家。虽然打牌只是娱乐娱乐,江青却十分认真,且对胜负看得很重,赢了就高兴,输了就生气。这常常弄得当对家的李银桥很紧张。

这次李银桥一坐下,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太好,心里不免犯嘀咕:她怎么啦?谁知这一犯嘀咕,心不在焉,出手就打错了牌,当即受到江青的批评了。结果,情绪没缓过来,一错再错,越打越出错,江青就越不高兴。随后,纵使对方想让他们赢也做不到了。

这时,李银桥又出错一张牌。江青忽然把满手牌摔在桌子上:“不打了!”一下子站起来,怒气冲冲指着李银桥说,“你为什么说我躲风,啊?”

李银桥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也紧张地站了起来。

这“躲风”是怎么回事?

原来,不知咋的,李银桥有一个印象,认为江青从延安时期起就开始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。他记得在“三查”“三整”运动中,江青还因此跟毛泽东大吵过一次,以后提起运动就恼火,不论大小运动,一来,她就躲。

这次开展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,她又去了外地一段时间,没参加组织活动。机要秘书徐业夫也觉得奇怪,一次问李银桥说:“为什么运动一来,江青就走?”

李银桥随口说了一句:“躲风呗。”

结果,这句话传到江青那里了。江青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,喜欢直来直去,心里藏不住事情。李银桥打牌出错,终于把她惹火了,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。李银桥说过“躲风”的话,此刻无言以对。

江青生气了,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李银桥也跟在她的后面走,想解释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你为什么说我躲风?说话呀!你说没说我躲风?”江青问。

“我说过。可是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说?”

“我不是有意的。”李银桥解释道。

“你这个没良心的!”江青生气地说,“我在政治上保护你,你反而在政治上诬蔑我!”

“我真不是有意的,我没有诬蔑你……”李银桥急了。

“我再问你,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?”江青还是不放过他,不知想起了什么,又追问李银桥“挑拨关系”的事来了。

“这是绝对没有的事!”李银桥说。

“我叫你派车去学校接她回家,你为什么不去接?”

“接了。我去接,是李敏不肯回来。”

“是你挑拨!”

“这一条我绝不承认!”李银桥也硬顶起来了。

吵着吵着,李银桥怕毛泽东知道,再看看手腕上的表,已经快下午5点钟了,于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,尽量低声地说:“江青同志,主席该起床了,我得去照看。”

李银桥施出“脱身计”,匆匆赶到值班室。恰好这时毛泽东按响了电铃,于是,他急忙理了一下衣冠,忧心忡忡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。

毛泽东擦过脸后,照例靠着床栏进行他的“三件事”——吸烟、喝茶、看报纸。李银桥犹豫了一下,小声地说:“主席,我跟江青同志吵起来了。”

毛泽东自顾自地看着报纸,漫不经心地问:“你为什么跟她吵啊?”

“不是我跟她吵,是她跟我吵。”李银桥斟酌着说,“我说她躲风,她说我是政治诬蔑。”

“噢,躲风?”毛泽东抬起眼皮,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,问道,“那么,你有没有说啊?”

“是徐秘书问我,我随口讲了这个话。”李银桥把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,然后解释说,“主席,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!”

毛泽东沉思着点头:“嗯,没有污蔑那就好。”

“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。”

“你有没有这个事?”

“没有。”

毛泽东想了想,说:“好吧,你下去。叫江青来,我跟她谈谈。”

李银桥退了出来。见江青还在院子里,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,硬着头皮说:“江青同志,主席请你去一下。”

“你可真行哪!”江青斜了他一眼。李银桥也没解释,江青便往毛泽东的卧室走去了。

不一会儿,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。李银桥急忙走进毛泽东的卧室。江青已不在屋里。

“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。”毛泽东望着李银桥,慢条斯理地说,“你得承认错误,写检查。”

“怎么写?”李银桥犯愁地问。

“你怎么说的,就怎么写。”

“她说我政治上诬蔑她,我没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就写没这个意思。”

“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,我没有。”

“没有就写没有。”

毛泽东接着说:“写检讨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,写主席、江青同志,然后另起一行。躲风的话说了,承认,要检查说得不对,要道歉。再写个但是,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。话是说了,但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。至于挑拨,根本不存在。去接李敏了,李敏不回来。交待的事办了,只是没办成,以后争取办成。你就这么写,检查写完了,先交我看看。”

有了毛泽东“教”,李银桥赶紧跑回屋里写检查。写完后,又马上送给毛泽东看。

“嗯,可以。”毛泽东看后点了点头,然后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,望着李银桥说,“检查交了,问题还没解决。你到中南海去躲一躲。”

李银桥茫然地望着毛泽东,不明白是咋回事。

毛泽东说:“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。”

李银桥没办法,只好从新六所“躲”进了中南海。“躲”了十多天,一日,毛泽东叫值班卫士打电话,叫李银桥马上到新六所去。

李银桥匆匆赶到新六所。一见面,毛泽东就笑着说:“银桥啊,问题解决了!江青同志病了,住在北京医院。你带着东西去医院看看她。明白吗?”

“明白。”李银桥见毛泽东给自己安排了与江青“和解”的机会,一直压在心上的重担终于可以解除了,心里很高兴。

“不过,”毛泽东又说,“你先不要忙,回你的房间里等着,等机会成熟了再去。”

等机会成熟?李银桥又有些莫名其妙,但还是遵从他的话,回到房间里等候。谁知过了十几分钟后,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电话到值班室,点名要找李银桥。李银桥跑去接电话,对方交代说:“江青同志要一些水果,让你送去。”

李银桥知道“机会”来了,于是立即拎上一些水果,乘车赶去北京医院。

当他走进江青的病房时,却没见到人。卫生间里有水声,他便站立着在屋子等候。片刻,江青擦着手出来,一见李银桥,便微笑着走过来握手:“你来了?”

李银桥也高兴地说:“来了。”李银桥把东西放在桌上,坐下来,心情也轻松了许多。

“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,但你不该背后讲。”江青态度柔和地说。

李银桥承认说:“我这样说,确实是有些不太好,以后一定注意!”

“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,不要背后讲。当面讲什么,我也不会怪你。”说完,江青便转开话题,和李银桥说起了别的事情。就这样,一场矛盾轻轻松松地化解了。而解开他们之间绳结的“和事佬”,不是别人,正是毛泽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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