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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从不要求我拿100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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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1月27日,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。本来,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,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。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,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,不论他父母的种族、国籍,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,所以我也不例外。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
 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,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,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。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,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,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,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。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,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,可谓志同道合、比翼齐飞。

  生下我两个月后,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,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。没想到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。从青岛到南京,又到安徽芜湖,再到上海、武汉,最后到达重庆,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,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,全家终于安顿下来。

  在迁徙与不安中,我长到了7岁,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。由于当时战火弥漫,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第一天上学,空袭的警报就响了,当天的学习就这样“流产”了。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,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。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,他们自己来教我。白天,父母在大学里教书,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、做作业;晚上回家后,他们检查我的作业,然后教我新的功课。

 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,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,可以说,我小学所受的教育,多半来自于母亲。虽然她教给我知识,但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,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,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。这一点,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若干年以后,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,我总是风趣地说:“它的好处是,我可以不必上学了。”抗战胜利后,我们一家回到青岛,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。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,所以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非常感激的是,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,反而常常带我去听京剧、看电影。

 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,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,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,没有看到我的成功。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受奖典礼。那是1976年10月21日,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,告诉他获奖的消息,还提出让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。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,却推托说:“得花不少的旅费,我就不去了吧。”我立即劝道:“旅费由我来解决,只要您能去,我就高兴了。”父亲终于答应了。我知道,搞科研的人,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!

  总之,我很感激我的父母,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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