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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家风-福泽谕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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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【日本】福泽谕吉(1834~1901)


    福泽谕吉,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,生于中津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。早年习西学,后在江户创办庆应义塾,培养科学人才,1873 牟组织了启蒙团体“明六社”,出版《明六杂志》,积极从事启蒙活动。曾三次游历欧美,著书介绍资本主义文明,号召日本人民学习“实学”、学习科学,兴办实业,发展资本主义。有“日本伏尔泰”之称。一生著述约有六十种,代表作有《劝学篇》、《文明论概略》、《丁丑公论》、《福翁百话》等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的家风


    不妨碍孩子的活动在养育方法上,对饮食方面比对穿衣方面要注意得多一些。即便叫孩子们只能穿些粗衣,也要在食物方面叫他们吃一些有营养的,所以九个孩子从小就没有营养不良的现象。而在教养方面,则培养孩子们温和、活泼,在一般问题上就放任孩子们自由处理。比如把洗澡水烧得热热的硬叫孩子去洗这种事是不做的。而我的办法是在有烧水设备的澡盆旁边放一个大水桶,叫孩子们自己随意搀兑,爱用温水或用热水洗都可以,完全听其自便。但是在饮食方面则不许孩子们随便乱吃,而且为了使孩子身心活泼,有意识地把屋内的装饰品放在孩子们碰不着的地方,即使孩子们把窗纸弄破或把家具损坏也装看不见。对于孩子们平常一般的淘气行为也不加以大声斥责。如果过分顽皮,至多只叫他们看看父母生气的脸色,不论在任何情况下,也没有下手打过他们,又如父母对待儿子、媳妇,或是兄、姐对待弟、妹,都不是单呼名字而要加上敬称。家中没有严父慈母之别,若说严,父母都严;若说慈,父母都慈。全家相处有如朋友一样,就是现在,像我那小孙子也在这样说:“妈妈有时还叫人害怕,可是我最不怕的就是爷爷。”按照世间常情来说,看起来好像我有些姑息,但是我这孙子并不特别任性。全家老少虽然也在一起耍笑,但是孩子们对长辈认真嘱咐的话都能遵从而没有违背的,因此我认为管教孩子不必太严厉是有益的。 

    家无秘密事再者,在我家中没有不可公开的事,这就是我的家风。夫妇或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秘密的事,不论任何事情没有不能公开讲的。孩子渐渐长大,绝对没有某事只对那个孩子讲而不叫这个孩子知道的情况。如果父母责备孩子礼貌不周,那么孩子也会笑话父母教育失策,因此若以旧眼光来看我的家风,也许认为我家没有一点尊卑之礼。 

    子女之间没有轻重之别我有九个孩子,在这些孩子当中的确没有一点轻重爱憎之别,当然在这四男五女之间也没有男女不同的待遇。社会上一般人认为如果生男那是非常可喜的;若是生女,认为没病没灾的就算万幸,因此自然就有所轻重了。而在我家并没有这种蠢事,生女孩子有甚么不好?我这九个孩子即便都是姑娘我也毫不感觉遗憾。唯在今天,我只认为生了四男五女是分配得非常恰当的。不分男女,不论大小,我都是从内心里爱他们,对待他们毫无半点差别。道学家们不是往往爱唱高调吗?说甚么最重要的是应该对待世人一视同仁,焉有对自己亲生的子女而不能一视同仁的卑鄙行为呢?我只是认为长子与其他孩子虽说同等,但我如死去,长子就要接续香烟,他继承我自然就成为一家之主,因此在分配财产上对之则比别的孩子要丰厚一些。如遇到只有一件物品时,没办法给任何一个孩子,那就只好与大家商量,最好叫他们的大哥——一太郎拿去。除了这种情况以外,对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差别待遇。比如有这样一件事情:明治十四五年(1881、1882 年)左右,日子已忘记,我曾经到一个住在日本桥的朋友家去访问。进去一看,客厅里零零乱乱地摆满了许多贴金屏风、泥金画和花瓶之类的东西,我问这些是做什么用的,主人说是向美国出口的。于是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,便对主人说:“我看了一下这些物件,一件想要的也没有,都是些没用的东西,但若谈到需要,那是每一件都需要。总之,你把这些物件运到美国去能卖多少钱我不得而知,但是,你如果卖的话,那就由我买下如何?我虽然买下,可并不是为了赚钱再卖出去,而是摆在家里。”该主人并不是一般奸滑的买卖人,他说:“原来如此。好吧!这些东西是由名古屋找来的。这些罕有的物件如果运到美国去也就等于丧失掉了,若放在你家里一定不会失掉,那就卖给你吧!”于是我说:“那么我就全部留下吧!”大约用了二千二三百元,究竟有几百件东西,我也没仔细地数就全买了下来。后来我看到这些物件并不是甚么好玩的东西,质量好环也不知底,确实的数目也记不清了,这些东西竟变成了累赘。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,我把这些东西分给九个孩子,并叫他们来取。孩子们很高兴地来到我这里,把那些围屏、画、瓶等分成九份,用抽签的办法各取一份,每个人立刻就领走了。有家的便带回他们自己的家里去,有的还存放在我的储藏室里。这就是我的财产分配法,不论如何,对待子女毫无半点厚薄之分。因此,我觉得子女当中即使有人有所不满也是不应该的。 

    不赞成洋式的留遗书的做法最近我也给子女们写了遗书。关于遗书的问题,在西洋各国常可听到这样的情况,即主人死后,子女们打开遗书一看闹得大吃一惊。可是我对这种做法颇不赞成。有些事情偏要在死后叫孩子们看遗书去解决,而在生前却不能对孩子们明讲,这真令人可笑。毕竟是西洋人由于墨守陋习才会干出这等傻事。我决不仿效他们,我把遗书先叫妻和孩子们看,并且告诉他们这遗书就放在柜橱的抽屈里,叫大家都好好看看。如果我的意见有所变更,再另写好叫他们看。并且笑着嘱咐他们:“你们要好好地看看我的遗书!我死之后,你们可不许争争吵吵地干那卑鄙的蠢事!” 

    体育第一谈到对孩子的教育方法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,我不同意从幼小时候就强令孩子们读书,我的主张是所谓“先成兽身,后养人心”。所以孩子到三五岁上连一个字母也不教给他们,到七八岁上,或叫他们习字,或不叫他们习字,但这时仍不叫他们读书,如果乱闹的话就叫他们闹去,唯独在衣食方面对他们特别注意。尽管他们是小孩子,如有卑鄙的行为或学说下流话时,那也要对他们斥责一顿。除此之外,一切不管,任他们自便。这与驯养小猫小狗一样,也就是所谓的“先成兽身”之法。幸好孩子们像猫狗一样地成长起来,无病无灾,平平安安。到了八九岁或十岁的时候,才使他们走迸教育之门,每天认真地规定时间令其学习。 

    而且在这个时候,对于身体上的锻炼也决不忽视。世间做父母的往往爱督促孩子“用功!用功!”很多人一看到孩子在安静地读书时就加以夸奖,而我的孩子用功读书时,我不但役夸奖过他们,反而制止他们。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,现在我正照管着小孙子,教养方法仍是如此。如果他们做了一次与年纪不相称的旅行,或是柔道体操做得好时,我甚至夸奖一番加以鼓励。但若好好读书时,我却向来没夸奖过。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,我送长子一太郎和次子舍欢郎两人入帝国大学预科学习。两人的胃总是不好,后来把他们叫回家来进行种种医治。渐愈,又送去上学,又犯病,结果三次复
学,三次失败。当时是臼中不二磨任文部的长官,我经常和他谈及此事:“我把孩子送到预科去学习已有实际体验,如果文部的学校的教学法继续这样下去不加改变的话,一定会把学生都害死。 

    若害不死,也会给教疯了,再不然,学生必将变成身心衰弱半死不活的残废。正好预科的修业年限是三、四年,我想在这期间大学的教育方法会有所改变,所以就此机会而把孩子送进预科。希望赶快改正吧!要是这样继续下去,东京大学可以命名为少年健康屠宰场,请你们还是早点改一改教学法吧!”我和田中因是近交,所以说话不必客气。无奈问题并没解决,孩子们照旧如是,去三个月学校,又必须叫回家来医疗三个月,无论如何也没能够坚持预科的学习,最后我也就断了这个念头。后来叫他们入了我办的学塾(即庆应义塾),在普通学科毕业后便送到美国去上大学了。我并不是说日本的大学教学科目不好,但我认为教育方法过于严格,因此怕孩子负翅过重才叫他们退出文部的大学。我的看法至今仍无改变,我认为无论如何身体是最重要的。 

    子女幼时记事按我的想法来说,一个人长大以后很想知道一下自己童年的情况。别人不知如何,我是如此,因此便勤于动笔,把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经历都记下来。例如这个孩子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生的,是否难产,幼小健康情况如何,体质是强是弱,先大有甚么缺陷等等,一般的情况都记下来。以后看到这些记载就如同看到幼小时候的相片一样,长大之后,一定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事,也许自己还会有所体会。而像我这样的人就很不幸,连生父的面貌都记不清了,也没有个画像。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孩子,只是问问母亲而没有甚么记载。少年时代,每当老人们谈起自己小时的事来,就聚精会神地听着,只有感觉遗憾而已,独叹自身之不幸。现在到了我这一辈,这样作自传一是为了孩子,同时由于也记载了前些年孩子们的经历,所以我想这样大概就不会感觉遗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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